有段时间,我喜欢读剧本,在脑海里想象剧情,把自己觉得适合出演的演员代入角色,然后画面感就有了。我最喜欢的剧本是廖一梅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和曹禺先生的《日出》,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都有些“丧”,但能让观众难受也是编剧的本事。
曹禺早期的话剧作品写青春的梦想、梦想的幻灭较多,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曹禺笔下的每个青年人物都像是曹禺自己,充满激情、锐意反抗,明知不可而为之,穷尽青春换来伤痛和失望。观众或读者跟着剧中人物撞南墙、不回头,也跟着他们欢喜或苦闷。在《日出》跋中,曹禺写道:“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,有着一股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,问题临在头上,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……而我是一个感情用事,素来不能冷静分析的人,只知道哪一个最令我关心的,比较说,我是喜欢《日出》的,因为它最令我痛苦。”
《日出》中的主人公陈白露出身书香门第,接受过高等教育,美丽、聪敏、天真烂漫。在最美的年华里,陈白露遇见一位诗人,他们相恋、结婚,当生活归于平淡时,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。儿子去世、婚姻失败、家道中落,陈白露只身一人踏进魑魅魍魉的社会,在那个黑暗、腐朽的年代,成为了“出走的娜拉”。娜拉要么堕落,要么回去,但陈白露已无家可归,于是她成为了交际花。陈白露拥有豪宅、豪车、华美衣裳,她也明白“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”,她用青春为奢华的生活埋单,用高傲掩饰内心的脆弱与无奈。
当方达生作为一个“拯救者”出现时,陈白露内心的火花再次被点燃,但也很快被现实浇灭。当方达生请求陈白露和他一起走时,陈白露说:“我问你养得活我吗?……我要舒服,你不明白?我出门要坐汽车,应酬要穿些好衣服,我要玩,我要跳舞,你难道听不明白?”方达生是单纯的青年,他向往自由、追求自由,也想给所爱的女人自由。但陈白露却比方达生更聪明,或者说她对当时的社会看得更透,她知道在金钱和资本统治之下的社会,自由只能沦为金钱的奴隶。陈白露有钱才能有按照个人意志生活的自由,而陈白露只有放弃按照个人意志生活的自由才能有钱,多么现实又多么无奈啊。
陈白露思想的通透使她对生活总有一种倦怠感,这和现在年轻人的“丧”还不一样,她不愿意得过且过,她要么活得漂亮,要么宁可玉碎。“太阳出来了,把黑暗留在后面,但太阳不是我们的,我们要睡了”这是陈白露留给世界最后的言语,她睡了,睡在日出之前,睡在黑暗里。
曹禺对穷苦大众的同情感、对振兴家国的责任感、对黑暗旧社会的失望、对未来的憧憬、青春突围的激情与迷茫,都沉淀在剧作中,他创造出朝气蓬勃、斗志昂扬的青年,又亲手刺破他们的美好梦想,将他们丢进黑暗、怅惘中,甚至以青春之死做结,为剧本画上让人难受的句号。
做梦是每个人的权利。但在内忧外患、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,梦醒后是无路可走的悲哀。假如曹禺生活在今天,也许他还会创造出一个陈白露,但也许陈白露不会死,或者不是非死不可。曹禺剧本中的青春抗争和青春迷惘,恰恰是其作品最为现实也最具价值的地方。
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,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